万里茶道

17世纪后半叶，来自中国武夷山地区的茶叶跨越千山万水，送至俄罗斯的千家万户，一条繁荣数百年的万里茶道见证了中国与世界开展大规模茶叶贸易的辉煌历史。这条商道将茶文化传播到五洲四海，丰富了沿途各国人民的文化生活，促进了彼此间的民心相通。

南方嘉木，舟车输北。中国是茶叶的原产国，是世界上最早发现并饮茶的国家之一。汉代已经出现茶叶交易和饮茶习俗的文献记载，至唐代，茶成为风靡全国的饮品。同时，伴随着唐宋时期的茶马互市、政治和亲、外交馈赠、宗教交流等活动，中国茶也开始进行域外传播。但总体上，迄唐至元的茶叶生产和销售一直为官方所垄断，并非当时中国主要的出口贸易商品。明清两代，中央政府放宽了对茶叶的垄断经营，允许民间商人公开售卖茶叶，茶叶贸易蓬勃发展，清代更是成为茶叶跨境贸易空前繁荣的时期。万里茶道即诞生于这一背景，直接促进中国茶发展成为世界性的大宗贸易商品。

万里茶道南起中国南方山地产茶区，经水陆交替运输北上，经汉口、张家口集散转运，过库伦（今乌兰巴托）后延伸至古代中俄边境茶叶通商口岸恰克图完成交易，而后辗转销往西伯利亚、莫斯科、圣彼得堡和欧洲。这一线路沟通了东亚内陆地区南北方向农耕文明与草原游牧文明的核心区域，并延伸至中亚和东欧等地区，展现了茶叶在成为全球性商品的过程中影响和辐射的广大范围。

万里茶道不是单纯的贸易线路，而是具备全流程的跨国茶商贸体系，其贸易活动涵盖茶叶生产、制作、包装、运输、集散、商贸、消费等各个环节。其开拓者主要是晋商。

山西地处中原农业区与北方游牧区的中间地带，艰苦的自然地理条件使晋人选择以南北物资交流的行商贸易为一大主业。同时，明代的“开中制”和“茶马法”使晋商得到开发南方食盐市场、进军北方边镇的历史机遇，大大扩展了贸易范围，积累了雄厚的资本。清康熙朝以后，北部边境开始稳定下来，山西旅蒙商人迅速深入西北地区和蒙古草原，这其中最大宗的消费品就是茶叶。晋商纷纷涌向江南茶产区投资制茶，经营起一条面向大西北、蒙古草原以及俄罗斯的贸易大通道。

晋商还将其创立的票号业务引入万里茶道，支撑了茶道跨文化远距离贸易的高效运转。反之，茶道贸易也推动了早期金融业的繁荣。当万里茶道因太平天国运动受阻时，晋商审时度势，大力开拓两湖茶产区，保证了茶路的畅通。

万里茶道作为大型文化线路遗产，其经营与运转对沿线地区的城镇、交通、建筑的格局、功能、类型等方面产生了深远影响，反映了近代商业文明对传统农耕文明的影响。

万里茶道沿线城镇出现了以商贸、服务为主要功能的街区，直接影响了原有的市镇格局，甚至引起区域核心功能的转变。茶商一方面充分利用与整合原有成熟的交通网络，另一方面则积极开辟和完善交通系统，如武夷山的闽赣古驿道分水关段、汉口的大智门火车站、社旗的赊店水陆转运码头、晋豫交界的太行陉等，大大促进了茶道运输业的兴盛。随着茶叶贸易体系的完善和近代化历程，万里茶道沿线还出现了大型茶叶工厂、近代银行、海关等新兴建筑类型，如安化第一茶厂、汉口俄商近代建筑群、江汉关大楼等。

万里茶道贸易伴随有多个区域间经济、社会、文化等方面的交流，如在茶道沿线重要的节点城镇中，普遍共存着道教（尤其关帝信仰）、佛教、伊斯兰教等的寺院，呈现出多元的宗教和文化交流。

万里茶道的历史智慧值得当代人去探索、发掘和继承，在助力文明对话、商贸交流、地区互动、共同发展等方面发挥重大作用。

作者：傅晶，中国建筑设计研究院副总工程师、建筑历史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万里茶道申遗技术团队负责人，国家文物局文物保护工程专家库成员，主持参与“泉州：宋元中国的世界海洋商贸中心”、土司遗址、“丝绸之路：长安-天山廊道的路网”等世界遗产申报项目和众多文化遗产保护利用研究与实践。

来源：人民日报文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