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新社桂林10月29日电题：如何从桂林石刻中读懂中国文化？

——专访桂海碑林博物馆馆长吴文燕

作者周利朔蒋丰慧

桂林石刻始于东晋，兴于唐，盛于宋，延续于元，繁荣于明清。无数文人墨客、士大夫来到桂林，登山临水，把转瞬即逝的灵感刻入山石，阐释中国山水文化。

为何桂林石刻有“北有西安碑林，南有桂海碑林”“汉碑看山东，唐碑看西安，宋碑看桂林”美誉？如何通过桂林石刻触摸华夏数千年历史文脉？桂海碑林博物馆馆长吴文燕近日就此接受中新社“东西问”专访。

现将访谈实录摘要如下：

中新社记者：桂林石刻有多少？包括哪些内容？

吴文燕：桂林石刻，包括碑碣和摩崖两种主要类型。碑碣，指经过开凿石料并加工成碑材进行题写镌刻，置于特定场合的石刻；摩崖，是利用天然的山崖石壁，经过开凿碑面，在山体上直接题写镌刻的石刻。桂林今存石刻以摩崖石刻为主，石刻的数量、质量在国内摩崖石刻名列前茅。古往今来，众多文人墨客在桂林山峰的崖壁上留下大量摩崖题刻。

桂林石刻现存约2062件，石刻的内容涵盖政治、经济、教育、历史、宗教、文化、艺术等方面，主要分布于桂林30多座山峰。2001年，桂林石刻被中国国务院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中新社记者：桂林山水为何能诞生桂林石刻？常言道“汉碑看山东，唐碑看西安，宋碑看桂林”，桂林石刻作为历史文化遗产有何独特性？

吴文燕：石刻在中国有着悠久历史，而典型的喀斯特地貌形成桂林山清、水秀、洞奇、石美的雄伟景观，文人墨士到访桂林，将自己的所思所想留刻在桂林山水间的岩壁上，千百年间延续不断，形成桂林“诸山无一处无摩崖”的石刻文化遗存。

桂林石刻现存唐碑28件，五代碑刻2件，宋碑469件，元碑26件，明代石刻327件，清代石刻441件，年代无考127件。宋代石刻数量居中国之冠，清代金石学家叶昌炽在《语石》一书中高度评价“唐宋题名之渊薮，以桂林为甲”，因此有“汉碑看山东，唐碑看西安，宋碑看桂林”之说。

桂林石刻内容丰富，堪称一部多方位反映中国政治、经济、文化甚至科技发展的“周南太史书”。如刻于龙隐岩的宋代《元祐党籍》石刻，是反映北宋王安石变法这段历史的唯一完整石刻；又如宋代石刻《乳床赋》，记载了八百多年前古人对钟乳石成因和生长过程的独特科学见解，成为中国最早考察岩溶地貌的文献之一；而宋代吕渭《养气汤方》，记录了一方调养气血的药方，对所涉药名、制法、用量和服法都有详细记录，具有研究传统中医药学的文献价值。

在研究中国山水文化方面，桂林石刻有得天独厚的条件。桂林石刻记载山水纪游的诗文、题名、榜书等题刻占85%，传诵千古的名句“桂林山水甲天下”，即出自题刻于独秀峰的摩崖石刻。创作者将探索桂林山水的过程，以及游山玩水时的切身感受，在第一时间、第一地点刻于山石，桂林石刻较之文献记载更具特殊的第一手史料价值。

桂林石刻中的许多山水诗词和游记散文出于历代名士大家，其文辞“皆典雅可颂”，借石刻得以保存传世，使桂林石刻拥有了很高的文学艺术价值。如《全宋词》中所收南宋词人梁安世《西江月》、曾宏正《水调歌头》，均为宋词佳作，就采自七星岩和水月洞石刻。又如唐代的元晦、李阳冰，宋代的张孝祥、范成大、陆游等著名文人在桂林所遗石刻，皆可补充他们个人诗文集的佚缺。可以说，桂林石刻是研究中国山水文化的一座文学艺术宝库。

此外，古人访碑也是桂林石刻的独特亮点，在龙隐岩、龙隐洞的石刻留存中，就有三组儿孙访父辈先祖的碑文。这三组并列而刻的石刻所流露的古人社会、家庭、时代故事及情感表达让人动容，幼忆长，今忆古，站在这些古人追忆父祖辈的同一地点，也让我们“跨时空”与他们产生了情感共鸣。

中新社记者：桂林石刻如何体现东西方文化交流？

吴文燕：在中国古代的石刻中，人们把依托于山崖开凿出艺术形象的石刻类称为摩崖造像。在作为桂林石刻重要组成部分的摩崖造像上，能看见古代东西方文化交流的历史。唐宋时期，桂林成为岭南的政治中心和交通要道、中原文化传播进入岭南的重要枢纽。唐代寺院营建让佛教高僧云游至桂林，佛教文化对桂林的影响从摩崖造像的数量上便能窥见一二。

桂林现存摩崖造像217龛642尊，其中唐代172龛520尊，五代2龛5尊，宋代26龛97尊，明代1龛5尊，清代3龛5尊，民国1龛3尊，年代不详12龛7尊。这些作品中，《米兰多靳瘗龛记》《安野那造石室记》《遛马山造像》《贯休十六尊者像》等造像见证了东西方的文化交流。

描述杜火罗国人的《米兰多靳瘗龛记》位于桂林西山，雕刻于唐上元三年(676年)。杜火罗国位于今阿富汗北部地区，疆土曾到达塔里木盆地东部，玄奘西行经过该地。《米兰多靳瘗龛记》证明了杜火罗国与唐王朝的密切往来。

雕刻于唐景龙三年(709年)的《安野那造石室记》，是唐代丝绸之路背景下的产物。安野那是粟特人，粟特人来自中亚地区，自张骞通西域以来，粟特人就是丝绸之路上从事贸易最成功的商人群体之一。这件作品见证了粟特人在丝绸之路沿线的贸易往来和他们在桂林的生活。

此外，骝马山还发现高鼻梁、蓄长须的力士造像。清乾隆五十八年(1793年)仿刻、原作为五代高僧贯休(832年至912年)所绘的《贯休十六尊者像》，也具有高鼻深目的外邦人特征，作品有“胡貌梵像”之称。从造像记载和龛形人物特征上，这些石刻都体现出西域风格。由此可见，西域文化沿着丝绸之路进入中国北方、中原地区，还传入南方的桂林，在宗教、艺术、语言等方面促进了东西方文化的交流。

中新社记者：近年来对桂林石刻采取了哪些保护措施？桂林石刻在今天中外交流中拥有哪些潜能？

吴文燕：20世纪60年代起，桂林普遍采用建造碑檐、碑亭和开凿引水槽等传统办法对摩崖石刻进行保护。20世纪80年代，桂林市文物管理委员会对遭受破坏的叠彩山、西山等摩崖造像进行修补复原。2007年至2010年，桂林市与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合作，实施桂林摩崖石刻第一期保护修复工程。2017年1月，桂林市公布施行《桂林市石刻保护条例》，对石刻的保护工作起到积极作用。

桂林文物工作者对石刻的保护，主要集中在石刻载体保护、石刻本体保护、建立石刻档案资料、采集石刻信息、数字化保护方面。如今，桂海碑林博物馆藏品数量达8000余件，建立了桂林石刻藏品数字化存档工作，利用三维数据采集将石刻信息数字化，保存石刻全方位信息。

桂林石刻吸引无数研究者前往探寻，也颇受国内外学者青睐。中国著名历史学家罗香林，于20世纪50年代在美国哈佛燕京学社协助下出版《唐代桂林之摩崖佛像》一书，使桂林石刻的历史价值、艺术价值、文学价值较完整地保存至今。日本学者户崎哲彦于20世纪90年代开始对桂林唐代石刻进行研究，先后出版《桂林唐代石刻研究》等作品，对桂林石刻及乳洞墨书进行系统研究与文化传播，石刻中的精美书法助推了中日文化交流。

值得一提的是，采集桂林石刻信息所运用的传拓技艺，不仅在保护工作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也成为桂林石刻扩大影响力的重要途径，中外游客在此体验桂林石刻传拓技艺，并将拓印作品带往全世界。2016年，桂林石刻传拓技艺入选为第六批广西壮族自治区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2018年，桂林彩色拓印技艺被列入第七批广西壮族自治区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

规模宏大的桂林石刻，不仅是桂林向世界展示多元文化交流的载体之一，也是研究桂林历史、文化、科学、艺术、人文的重要部分。(完)

受访者简介：

吴文燕，桂海碑林博物馆馆长，文博副研究馆员，长期从事石刻研究工作。参加撰写《桂林书法选集》《桂林石刻文化》石刻文集，发表论文《近代诗人张维屏的桂林山水情结》《宋石曼卿〈饯叶道卿题名〉简述》《龙隐岩、龙隐洞记》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