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访能源基金会首席执行官兼中国区总裁邹骥

作者王梦瑶

去年在阿联酋迪拜举行的《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二十八次缔约方大会(COP28)，完成了《巴黎协定》下的首次全球盘点，向国际社会发出团结合作应对气候变化的强烈信号。但全球绿色转型仍然面临挑战。

今年11月，COP29将在阿塞拜疆首都巴库举行，各国将就进一步推动全球绿色转型寻求共识。在当前全球不确定性增加的背景下，能源转型是否面临安全顾虑上升的挑战？中国在全球能源转型中发挥怎样的作用？近日，能源基金会首席执行官兼中国区总裁邹骥就上述问题接受中新社“东西问”专访。

现将访谈实录摘要如下：

中新社记者：当前全球形势不确定性增加，绿色转型面临压力和挑战。能源转型会否增加能源安全风险？

邹骥：首先需要辨别对“安全”的关注是真命题还是假命题，特别是当它与绿色转型和能源转型对立时。我会用非常简单的方式回答：这是假命题。

目前，油气等化石能源并不能代表“安全”，特别是在地缘政治背景下，化石能源进口面临种种不确定因素。对中国和大多数国家而言，可再生能源是可以使用的最安全的能源。虽然在建立初期，可再生能源体系面临众多挑战，但一旦建立成型，路会越走越宽阔，因为太阳能、风能都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所以，向可再生能源转型，正是为了解决安全问题。

在谈论安全观时，我们认为出于安全考虑需要迅速推进可再生能源发展，以降低化石能源的不安全因素。目前已经可以看到这样的前景，并且具有一定现实基础。能源转型和能源安全并不对立，可再生能源体系建成越快，就能越早实现能源安全。

中新社记者：中国在世界能源转型中发挥了怎样的作用？近年来中国扮演的角色是否发生变化？

邹骥：中国于1992年参与缔结了《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当时中国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GDP)不到1000美元，尚属中低收入国家。当时的中国，还没有大量建设重要基础设施，需要发展，也就需要拥有排放权。

2019年，中国人均GDP已经突破10000美元，人均GDP增长意味着中国的经济发展阶段已经完全不同。发展需要的基础设施日趋完善，经济增长的动能和支柱产业发生变化。未来，中国将主要依赖战略性新兴产业，如新能源汽车、生物制药、芯片、大数据和云计算等支持经济发展。中国居民的收入增加正逐渐与排放脱钩，能源弹性和碳弹性都在下降。如今我们希望享受更好的环境，进而也更加关注全球环境和气候问题。

当前，世界范围内以新能源为标志的新一轮技术和产业革命正在发生。过去十年间，中国光伏成本降低了约80%，为中国和全球应对气候变化和能源转型提供了良好的技术支撑，中国在全球绿色转型上的地位和作用已经逐步凸显。今天中国在世界能源转型中的引领作用已非空谈，而是有企业、技术、成本，和已经实现几万亿元人民币级别固定资产投资支撑的现实。

中新社记者：在全球绿色转型中，中国还能在哪些方面作出进一步切实贡献？

邹骥：截至今年7月，中国风光装机合计达到12.06亿千瓦，提前6年实现既定目标。中国正在全球能源转型中发挥实质性推动作用，且应更积极地向前发展。

“小院高墙”和破坏遏制不是人类社会的发展方向，反而是应当合作解决日益迫切的全球气候问题。中国拥有不断发展的绿色产业，是绿色转型有力的践行者和实施者，有责任和能力为全球范围内的绿色转型作出更大贡献。

中新社记者：未来的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还有哪些合作与讨论空间？中国在其中可以发挥何种作用？

邹骥：根据国际能源署(IEA)报告，2023年，中国可再生能源新增装机容量超过全球的一半。除中国外，世界其他国家需在2030年前的剩余时间内，将年均增速提高36%才能实现设定目标。报告指出，即使所有国家都全面落实当前目标，世界距离到2030年，将全球可再生能源装机容量增加至11000吉瓦以上的目标仍差30%。

气候问题如此严峻，我们必须采取积极行动，加速相关领域发展。气候雄心不能是空中楼阁，而应建立在可行的实施基础之上。中国的光伏、风能、电动汽车等产业发展迅速，奠定了全球绿色转型的产业基础。

中国有信心，也具备条件来实现气候目标，可以更加积极主动地为此作出贡献，依据科学技术原理，遵循市场逻辑，倡导可持续发展伦理价值，将自身利益与全球利益相融合。同时，应对气候变化也需要世界各国的共同努力，各国需加强合作，共同推动《巴黎协定》进程。(完)

受访者简介：

邹骥，能源基金会首席执行官兼中国区总裁，在经济发展、能源、环境与气候变化战略与政策综合决策相关领域深耕多年，曾担任中国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国家应对气候变化战略研究和国际合作中心副主任，并作为中国政府代表团成员参与联合国气候谈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