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新网北京11月4日电(记者上官云)许多人知道张悦然，是通过当年的“新概念作文大赛”：2001年，还不到二十岁的她凭借一篇洋洋洒洒的《陶之陨》，获得一等奖。

伴随着“一夜成名”而来的，是各种不同的身份标签。张悦然被视为“80后作家”的代表之一，写作、主编文学杂志，在大学教创意写作。小说《大乔小乔》被改编为电影《乔妍的心事》，她又体验了一次做编剧的感觉。

或许可以说，这些年，无论是写作、教书、办杂志，还是组织一些文学活动，都是张悦然介入文学的方式。她知道文学似乎正在变得小众，但依然希望做出努力，为它注入一点活力。

困惑与怀疑

张悦然与文学的机缘，可以从二十多年前的“新概念作文大赛”说起。

也许现在有人会对它感到些许陌生，但在那个时候，“新概念作文大赛”的风头一度堪比现在最红火的综艺节目，发掘出韩寒等一大批有才华的年轻人。

出版社的嗅觉很敏锐，争相邀请获奖者出书。作为第三届新概念作文大赛一等奖得主，张悦然接连出版了《葵花走失在1890》等数本作品，被推到台前，接受读者好奇的打量。

她的知名度在逐渐上涨，出版商希望这些拥有大量读者的年轻作家不断推出新的作品，然而几年之后，张悦然却选择慢下来，有几年停止了出版新作品，甚至没有写作。

但这并不意味着她离开了文学的赛道。张悦然开始主编一本文学杂志，并且在大学里教课，讲的内容依然与写作有关，“那几年，我对自己的写作产生了怀疑。”

这种怀疑直到2016年《茧》的出版才慢慢散去。她在书中搭起宏大的故事架构，笔触冷静犀利，通过一桩骇人罪案，写出了两代人的纠葛和命运浮沉。

当时，《收获》主编程永新相信，《茧》会改变人们对八零后作家的整体印象和评价。

对张悦然来说，《茧》的一个意义就在于“自信”的建立，让自己可以坦然接受作家这个头衔。在将近二十年的历练中，她越来越体会到写作的困难，在怀疑中逐步确认自我。

“文学需要严肃对待，写作也没那么容易。如果一个作家总是特别自信，然后从来不怀疑自己，那可能我也会比较怀疑他写的东西。”

文学与态度

在逐步确立写作信心的同时，张悦然其实还在忙着另外一件事，主编杂志《鲤》。这本文学刊物不定期出版，她希望，《鲤》能成为年轻一代的文学读者和作者交流的平台。

2018年，张悦然又发起了“匿名作家”计划，在这场文学比赛中，郑执凭《仙症》获首奖，因此得到了广泛的关注。今年，由《仙症》改编的电影《刺猬》搬上了大屏幕。

另外一场由《鲤》杂志举办的文学比赛“伏笔计划”亦在今年启动，参选作品都是未完成的书稿。她认为，在写作的过程中给予肯定，或许会挽救一些半途而废，被锁进抽屉深处的优秀书稿。

不可否认的是，文学杂志已经是越来越小众的事物。张悦然说，“对很多人来说，文学杂志不是什么必要的东西。但如果还有空间让它存在，我就会继续为之努力。”

她依然写小说，而且会继续写下去。张悦然很珍惜写作带来的体验：通过文字进行表达，然后在另外一个人的心里产生深刻的波动，这是任何媒介都无法提供的。

“文学依然珍贵。继续演练吧，将自己想要的东西，更好地带到笔下。”

灵感与突破

前段时间，张悦然在社交平台分享了一则消息：她的新小说《天鹅旅馆》出版了。

几年前，她写过一部中篇小说《天鹅旅馆》，只不过，在小说发表之后，她一直觉得有点不满意，总觉得有些想表达的东西，没能在小说里体现出来。

直到几年之后，一位朋友无意间和她谈起这个小说，她忽然有了一些新灵感，便决定修改那部中篇小说，在新的版本里通过引入新的人物，加入了更多有关女性之间的友谊的探讨。

新小说沿着一条线索展开：保姆于玲绑架了雇主的儿子，遭遇一系列变故后，她和女主人秦文的命运纠缠在一起。两人的身份截然不同，相互间却有一种特殊的信任。

通过她们的友谊、彼此谅解与救赎，张悦然尝试书写当下不同身份女性所面临的困境与突围，“小说里前面一部分情节跟先前版本的《天鹅旅馆》相似，但每句话，都是我重新写的。”

作为一个悲观主义者，她曾不相信有救赎，因而早年间写的一些东西里，总是包裹着一种否定的姿态。随着年龄增长，这种尖锐的笔触逐渐变得柔和。

在《天鹅旅馆》中，张悦然讲述的故事走向，从恶到善，也留下了希望。

“小说里，悲观的东西或许不缺乏力量，但却缺少生命力。”她如此解释自己在写作上的这种变化，“当作者让小说朝着善的方向走，似乎也在介入其中，做某种善良积极的努力。”

回头看看这些年的文学经历，张悦然认为，写作无论何时，都是困难的，“有些时候，我虽然并不在写，但我仍在写作里，对我来说，写作一直最重要的事情。”(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