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黄雀》《棋士》《沙尘暴》《乌云之上》《悬镜》等悬疑剧的热播，再度点燃了观众对国产悬疑题材的热情。相比于早期的悬疑剧，这些作品并未单纯依赖离奇案件和感官刺激博取观众眼球，转而在人物塑造上深耕细作，通过反英雄主角的灰度书写、女性形象的主体重构以及配角群体的立体塑造，构建起兼具现实厚度与人性深度的叙事空间。当悬疑剧的镜头从罪案现场的血迹斑斑转向人性的深度刻画，从追求“谁是凶手”的谜题破解转向追问“为何犯罪”的社会根源，也实现了悬疑类型的艺术升华与社会价值的进阶。

反英雄主角：在灰度人生中叩问现实

在悬疑剧的创作中，正派主角作为法律与秩序的化身，承载 “善必胜恶” 的价值预设，契合主流文化对惩恶扬善的心理期待。因此，多数悬疑剧以警察、侦探等角色为叙事核心，让观众跟随其视角拼凑线索、揭开真相。

近年来，创作者不再满足于以正派角色为绝对中心的叙事视角，转而聚焦游走于灰色地带的小人物，形成突破性创新。同时，创作者并未因角色的灰度魅力而放弃法律和道德审判，最终会让犯罪者为他们的罪行付出代价。如此一来，悬疑剧既满足了观众对深度剧情和复杂人物的追求，又完成对社会规则的确认，实现了艺术价值与社会价值的统一。

例如，《微暗之火》将镜头对准了被家暴逼至绝境的南雅与为爱孤注一掷的少年周洛。女主角南雅长期遭受丈夫徐毅的暴力控制，在冲突中刺伤施暴者。而周洛为保护她和女儿宛湾，主动介入谋划脱罪：他伪造现场、顶替血迹，试图为南雅争取母女相守的机会。两人的行为虽触碰法律红线，却在剧情铺陈中被赋予了基于现实困境的情感合理性。在“灰度人物”的悲剧性命运中，作品也实现了对人性的深度开掘与社会议题的有力叩问。

在腾讯视频热播的《棋士》中，王宝强饰演的崔业本是穷困潦倒、不受待见的围棋老师，遭受儿子重病、职场打压和家庭忽视，因一场意外卷入罪案，逐步走向犯罪。剧中，围棋从高雅竞技沦为犯罪工具，崔业将“李代桃僵”“弃子”等棋术思维用于策划劫案，完成从“被命运摆弄的棋子”到“试图掌控他人命运的棋手”的暗黑蜕变。

而整部剧集的叙事，是围绕崔业被身为警察的哥哥崔伟穷追不舍、兄弟二人黑白殊途的故事展开，崔业的黑化过程始终伴随着与崔伟的镜像对照。崔业童年时作为被偏爱的围棋天才，成年后却活在哥哥的职业光环下：家庭聚会上的忽视、儿子对大伯的崇拜，不断强化他的身份焦虑。这种复杂的内心世界和动机，让崔业这个罪犯形象不再是简单的恶人，而是一个被生活所迫、在命运面前无奈挣扎的可怜人。

“反英雄”式的人物设计，让主角没有了无所不能的正义光环，而是在平凡生活中逐渐走向失控，其“黑化”过程深刻诠释了普通人在真实生活中的挣扎与沉沦；也让悬疑剧不仅有精彩的案件推理，更有对复杂人性、对社会问题的深刻洞察，使作品更具思想深度与现实意义。

女性形象：在悬疑叙事中书写“她力量”

波伏娃在《第二性》中指出，“女性不是天生的，而是后天形成的”，女性身份常被定义为男性主体的“他者”。长期以来，悬疑剧中的女性形象常处于边缘化地位，或作为点缀存在。而《消失的痕迹》《乌云之上》等悬疑剧的出现，为这一陈旧模式注入了新的活力。

作为近年来国产悬疑剧中少见的双女主刑侦题材，《消失的痕迹》通过女法医谷雨与女刑警白鹭的搭档模式，重构了悬疑剧的性别叙事逻辑。女法医谷雨以冷静的物证分析为核心技能，擅长通过尸体痕迹、生物证据还原犯罪现场。例如在胰岛素过量致死案中，她精准锁定注射器上的指纹与人体组织矛盾，揭露家庭内部谋杀真相。而女刑警白鹭在破案时思维敏捷、不拘泥于常规的手段，看似做事粗糙却粗中有细。二人通过物证链重构、犯罪心理侧写锁定真凶，其协作模式消解了悬疑剧惯常的“男女搭配”性别分工，二者的碰撞既强化推理深度，也凸显女性对社会议题的敏感度。

《乌云之上》也通过塑造兼具感性与理性的女警韩青，为悬疑剧中女警角色的发展开辟了新方向。韩青的理性，体现在她对案件的专业处理上。例如在碎尸案调查中，她与新来的警员林嘉嘉冒雨提着几大桶矿泉水模拟抛尸，还原作案路线。同时，韩青又有着细腻的情感与丰富的内心世界。搭档钟伟的失踪，让她陷入痛苦与自责的深渊，这份情感执念成为她查案的强大动力，也让她在理性与感性之间艰难抉择。编剧之一、剧中角色白小蕙的饰演者刘一莹表示，希望通过作品，让更多人看到女性刑侦工作者，展现当代刑侦警察风采。

当悬疑剧中的女性不再需要依附男性存在，而是凭借自身的职业素养主导案件侦破，悬疑剧的性别叙事便突破了“他者”视角，构建起真正意义上的女性主体话语。

配角人物：从功能性符号到个体深度

在悬疑剧中，配角因戏份的限制往往被赋予单一的功能性身份，如警察、罪犯、证人等，主要作用是为主角的行动提供辅助或制造障碍，推动主线剧情的发展。然而，近年来的网络悬疑剧在配角塑造上取得了显著突破，让配角不再仅仅是推动主线的工具，而是成为承载社会现实与人性矛盾的独立个体，极大地丰富了剧集的内涵与深度。

《沙尘暴》中的程春既展现出底层女性直面苦难的坚韧勇气，也不回避其在现实困境中的认知局限。她原本是一个幸福的女人，但却遭遇了丈夫早逝的打击，只能独自经营小吃摊维持生计。当高中生刘大志在地摊被同学欺负时，程春出手相助，两人由此产生交集。刘大志因感激对程春产生特殊情愫，程春则将刘大志视为离开小镇的希望，拿出两万块积蓄支持他前往省城上大学。然而，程春的付出换来的是刘大志的背弃，更遭受了锅炉焚尸的悲剧结局。

诚然，这种将命运转折寄托于他人的选择暴露了个体认知的局限，却折射出封闭环境中底层女性突破困境的现实无奈。程春以其具体的生存选择和情感逻辑，展现出被生活碾压却仍试图抓住希望的人性真实，超越了悬疑剧中功能性配角的定位。

《黄雀》中阿兰的“黑化”始于校园霸凌的创伤性摧毁。被渣男欺骗后，她遭其女友带人剪坏衣物、划伤大腿，甚至被订书机钉扎伤口，身体与心理的双重虐待彻底颠覆了她对世界的认知，成为其走向犯罪的关键转折点。此后，她以“仙人跳”诱饵身份游走于灰色地带，将自身转化为利用美色实施报复的生存机器——这既是个体创伤的畸形反击，也是女性在暴力阴影下被迫选择的“以恶抗恶”生存法则。

当每个角色都拥有属于自己的动机逻辑与情感脉络，悬疑剧便构建起更丰富的社会图景，让观众在关注主线案件的同时，也能从配角的命运中看到不同职业、不同身份人群的生存状态，进而引发对人性与社会的深层思考。

从反英雄主角的灰度人生到女性形象的主体觉醒，再到配角的符号化突围，国产悬疑剧的进阶之路本质上是对“人”的回归，是对个体命运的深度审视。当创作者不再满足于制造罪案奇观，而是致力于挖掘案件背后的人性动因；当每个角色都成为社会现实的切片，而非推动剧情的工具，悬疑剧便获得了直击人心的艺术力量。

然而，悬疑剧的人物创作仍面临破茧之困。正如编剧赵冬苓所言，罪犯自带戏剧张力，警察时常沦为“工具人”。过度刻画反面人物的心理深渊，也可能导致警察等正义化身沦为推动反派叙事的背景板，削弱作品对法律秩序与社会规则的立体呈现。未来，国产悬疑剧还继续深耕人性的复杂肌理，在罪案与人性的交织中寻找更具普遍性的情感共鸣，镌刻时代的精神印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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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 李学樾

主编 | 彭侃

执行主编 | 刘翠翠

排版 | 于佳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