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李崎（授权发布）

抗战时期，全国面临军事、经济等多方面的巨大压力，沿海地区被封锁，物资交流受阻，四川地处内陆，相对安全，成为重要的大后方，这对茶叶贸易产生深远影响。茶叶作为四川的特色农产品，其贸易在这种战略背景下有特殊意义。

1930年,四川康定茶马古道上的茶叶背夫

一、战时四川茶叶贸易的背景

国内市场需求变化

· 抗战爆发后，我国东部、南部等主要产茶区相继沦陷，茶叶生产遭受严重破坏。而四川因地处大后方，受战争直接影响较小，茶叶生产相对稳定，成为当时国内重要的茶叶产区，为茶叶贸易提供了物质基础。

大量人口内迁到四川等后方地区，包括沦陷区的居民、机关团体、学校、工厂等，增加了四川本地的茶叶消费需求，导致茶叶消费需求增加。同时，战争使得人们的生活方式和饮食习惯发生改变，对茶叶的需求也相应发生了变化，一些具有特殊功效的茶叶品种受到青睐，如具有提神醒脑、消除疲劳作用的茶叶，以满足人们在战争环境下的生活和工作需要。

国际市场需求影响

国际形势复杂多变，一些原本从中国沿海地区进口茶叶的国家，因战争影响贸易受阻，转而向四川等内陆地区的茶叶出口寻求合作，为四川茶叶的外销提供了一定的市场机遇。

国际市场上，由于战争导致其他产茶国的茶叶出口受到限制，而中国茶叶作为世界主要茶叶来源之一，四川茶叶有机会填补部分国际市场空白。

同时，苏联等国家对茶叶的需求稳定，且愿意以易货贸易的方式与中国交换军需物资。四川作为茶叶产区之一，其茶叶也成为易货贸易的重要物资之一

战时经济需求

抗战时期，国民政府需要大量的资金来支持抗战。茶叶作为传统的出口商品，具有较高的经济价值。四川茶叶贸易的发展可以为政府增加财政收入，换取外汇，以购买抗战所需的物资。

交通运输条件改善

随着抗战的推进，国民政府加大了对大后方交通建设的投入。川陕、川滇、成灌、成渝、乐西等公路的修建和改善，以及长江航道的整治，使得四川茶叶的运输条件得到一定程度的改善，加强了四川与周边地区以及与内地的联系，为四川茶叶的外销提供了便利。

政府政策支持

为了支持抗战经济， 国民政府出台了一系列鼓励茶叶生产和贸易的政策。如设立茶叶管理机构，对茶叶的生产、收购、销售等环节进行统一管理和调控，组织茶叶技术人员指导茶农改进种植和加工技术，提高茶叶质量和产量，推动了四川茶叶贸易的发展。

抗战爆发后，国民政府于1937年成立中国茶叶股份有限公司，作为贸易委员会下专司茶叶统制的执行机构，对茶叶实行产、运、销一体化的严格管控，旨在整合资源，保障茶叶贸易的稳定进行，以支持抗战。

二、四川茶叶的产区分布与生产规模

（本文配图仅供欣赏）

四川地处亚热带湿润季风气候区，气候温和，降水充沛，土壤肥沃，山地、丘陵广布，非常适合茶叶的生长和种植，为茶叶生产提供了良好的自然基础。在长期的茶叶种植过程中，四川茶农积累了丰富的种植经验，形成了独特的种植技术和加工工艺，茶叶品质优良，在市场上具有一定的竞争力。

四川有着悠久的茶叶种植和贸易历史。早在唐代，四川的蒙顶茶就已闻名全国。明清时期，四川的茶叶生产进一步发展，形成了雅属五县（雅安、名山、天全、荥经、芦山），成都周边（邛崃、灌县、崇庆、彭县）等多个著名的茶叶产区，尤以蒙顶山、青城山茶叶名气最大，茶叶贸易也十分活跃。

民国时期，四川的茶叶产区主要分布在川西平原、盆周山地区以及四川盆地南部等地，主要的茶叶产区有：

川西平原及周边

成都既是重要的茶叶消费与集散中心，周边也有茶叶种植。附近茶农将茶叶运至成都售卖，助力成都成为西南地区最大的茶叶集散地之一，其茶叶还会通过水路运往江、浙、沪、杭等地。

灌县（今都江堰市），是西路边茶的重要产区之一。所产茶叶按采摘时间分为细茶和粗茶，细茶采摘期在 2 月至 4 月，制成后茶农拿到场镇售卖；粗茶是老枝叶，每二、三年刈一次，称 “马茶杆子” 或 “刀子茶”，由茶贩子收购后运至县城茶号，再销往松潘等安多和嘉绒藏区。

邛崃属于西路茶产区，所产茶叶在民国时期有一定的知名度和市场份额。邛崃茶叶运销主要依靠当地的交通网络，通过陆路运输等方式将茶叶运往成都等茶叶集散地，再销往全国各地。

名山位于成都平原的西部，地处雅安名山县境内，蒙顶山位于此地，蒙顶茶产于蒙山之顶，种茶始于西汉，已有两千多年历史。因蒙顶山终年烟雨蒙蒙，适合茶树生长，所产蒙顶茶在民国时期就已闻名遐迩。

盆周山地区

荣县是自贡茶叶的主产区，盛产绿茶、花茶、红茶、白茶等。据1928 年刊出的《荣县志》记载，“茶自古有之。晋以前不通行。惟蜀为盛。则唐天下风尚矣”，荣县茶叶早在唐以前就很兴盛，其茶比川内其它产茶区的产品要早一周左右上市，对抢占商机十分有利。

雅安及其周边的天全、荥经等地是南路边茶的主要产区，也是销藏茶叶的重要产地。雅安茶叶历史悠久，唐代就已成为名茶产地，所产茶叶品质优良，深受消费者喜爱，其茶叶不仅在川内销售，还通过茶马古道运往藏区。

峨眉位于四川盆地西南部，其茶叶生产历史悠久，所产茶叶在民国时期已形成一定的产业规模。峨眉的茶叶多为绿茶，以其清香、鲜爽的口感受到市场欢迎，当地的茶农和茶商通过各种渠道将茶叶运往成都、重庆等城市销售。

盆地南部地区

宜宾是川南的重要茶叶产区之一，其周边地区自然条件优越，适宜茶树生长。宜宾的茶叶生产历史悠久，民国时期已有一定规模，所产茶叶主要为绿茶和红茶。宜宾茶叶通过当地的水路运输，沿长江东下，销往全国各地。

珙县在民国时期也是川南的一个重要产茶县，其茶叶生产有一定的规模，所产茶叶主要供应本地及周边市场，同时也有部分茶叶通过商人运往外地销售。

筠连位于四川盆地南缘，所产茶叶品质优良，以绿茶为主，其茶叶生产在民国时期已形成一定的产业规模。筠连的茶叶通过陆路运输运往宜宾等地，再转销至外地。

其他产区

平武是西路边茶的产区之一，所产茶叶通过松潘中转后销往川西北、甘南、青海等藏区，其茶叶生产在民国时期对当地经济和贸易有一定的贡献。

北川位于四川盆地西北部的绵阳市北川羌族自治县，是民国时期茶马贸易重要的走廊与通道，也是边茶的重要原产地之一，其边茶贸易在当时出现了繁盛景象，在西路边茶中占有重要地位。

抗战初期，四川茶叶产量已具有一定规模。据《中国茶叶发展史》和《四川茶业史》记载，1939年，四川茶叶产量约为15万担。随着抗战的推进，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推动茶叶生产，四川茶叶产量逐步增加。据《四川省新志》记载，到1941年，达到205000担。在抗战中后期，尽管受到战争的影响，但四川茶叶生产仍保持了一定规模，为抗战提供了重要的物资支持。1945年，中国的茶叶总产量约为10万吨，而四川的茶叶产量在1945年已突破20000吨。

抗战时期四川茶叶产量的提升有着重要的意义，主要体现在以下几方面：

经济贡献：为后方经济发展提供重要支撑。抗战时期，四川是大后方，经济相对稳定，茶叶生产为当地农民和茶商带来了收入，带动了地方经济的繁荣，也为抗战提供了稳定的物资支持。

边茶供应：满足藏区等少数民族地区需求。四川是西路边茶和南路边茶的主要产地，这两种边茶是藏区人民生活中的必需品，对维护藏区的稳定和民族团结具有重要意义。抗战时期，边茶的稳定供应对于安抚藏区民心、巩固后方稳定起到了积极作用。

出口创汇：换取军需物资重要物资。抗战时期，沿海地区茶叶出口受阻，四川茶叶成为重要的出口物资之一。国民政府通过茶叶出口换取外汇，用于购买军火等物资，为抗战提供了重要的资金支持。

抗战后期，四川茶叶产量变化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点：

一是政策支持。国民政府经济部下令由中茶公司主导开发西南五省茶业，包括四川，中茶公司对四川进行了系统调研，并从设立制茶工厂、试验茶场、茶叶银行等方面推进当地茶业发展。

二是市场需求。抗战时期，茶叶不仅是日常生活用品，还被用于与苏联等国家进行易货贸易，换取抗战急需的物资，对茶叶的需求量大增，刺激了四川茶叶的生产。

三是技术支持。政府和相关机构在四川推广茶叶生产技术，改良茶树品种，提高茶叶的产量和质量，为茶叶增产提供了技术保障。

四是交通改善：抗战时期，四川的交通基础设施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建设和改善，加强了与外界的联系，有利于茶叶的运输和销售，促进了茶叶生产的发展。

老灌县茶馆（图片来源：岁月都江堰头条号）

三、茶叶贸易的市场与渠道

四川作为中国重要的茶叶产区，其茶叶产量在抗战时期增长显著，1939 年四川茶叶产量约为 15 万担，1941 年达到 205000 担。四川的茶叶部分用于满足国内市场需求，部分出口到国际市场，如苏联等国家。四川茶叶在当时中国茶叶出口中占据了相当大的份额，为中国的茶叶出口和获取外汇收入做出了重要贡献。

（一）贸易情况

从国内贸易来看

内销边茶路线，以雅安为起点，茶叶经康定运往西藏、青海、甘肃等藏区。其中一条重要路线是从雅安出发，经天全、泸定、康定，再沿川藏线到达昌都等地，然后分散至藏区各地。还有部分茶叶从四川北部运往甘肃、青海等地。

四川是茶叶重要产区，产量大、品种多，如雅安的南路边茶、灌县的西路边茶等，除了满足省内需求，还通过茶马古道等传统商路运往西藏、青海、甘肃等地区，与当地的藏族、蒙古族等民族进行交易，换取马匹、牛羊等物资，支持了大后方的物资供应和经济稳定。据《四川茶业史》记载，1939 年，四川的砖茶产量达到一定规模，其中部分用于供应藏区。

作为传统的茶马古道主要目的地之一，藏区对茶叶的需求量很大。从四川雅安出发的川藏道在抗战时期是茶叶运输的重要线路，茶叶经康定、昌都等地运往拉萨，满足了藏族人民的生活需求，同时也用于与藏区交换马匹等物资。茶叶在运输过程中，会在沿线的一些重要城镇进行交易和中转，如康定、雅江、理塘、巴塘、芒康等。这些城镇不仅是茶叶交易的集散地，也是当地居民和过往商旅的消费市场，促进了当地经济的繁荣。

松潘是四川边茶的重要销售地和中转站，而非主要的茶叶产区。松潘地区气候寒冷，相对高差大，不适合大规模种植茶树，但因地理位置重要，成为藏茶运输的重要通道与市场，周边产茶区的茶叶会运往松潘进行交易和中转，再销往川西北、甘南、青海等藏区。

从出口贸易来看

外销路线，部分茶叶通过长江水道，先运至重庆，再转运至湖北、湖南等地，然后出口到国外。少量茶叶通过滇缅公路等西南国际通道，运往东南亚等地区。

从拉萨出发，茶叶可经由江孜、亚东等地进入印度。这也是抗战时期茶马古道作为国际通道的重要体现，通过这条线路，茶叶可以运往印度，同时也能将国际援华物资运往内地。

茶叶从昌都出发，经拉萨，再从江孜或亚东等地进入尼泊尔。尼泊尔作为南亚的一个重要国家，与中国的贸易往来历史悠久，茶叶是其中重要的商品之一。

四川茶叶还远销苏联等国家。1939 年，湘鄂部分茶区被日占领后，销俄青砖茶无法适时供输，经俄国同意，改以四川西路边茶替代部分两湖砖茶。1940 年，国民政府在四川灌县设立砖茶厂，进一步推动了四川茶叶的出口贸易。1939 年转往苏联的华茶总值达 1500 万元之巨，比往年增加了 2 至 3 倍，其中四川茶叶贡献了一部分。

抗战时期，中国的茶叶出口主要通过设在香港的富华公司进行，由该公司评定市价后统一收购全国茶叶并集中分配输出。1939 年，中国茶叶总输出额为 33054085 元，1938 年同期为 30787274 元，1937 年同期为 30661711 元，1939 年转往苏联的茶叶价值达 1500 万元，比往年增加了 2 至 3 倍。苏联是抗战时期中国茶叶最主要的销售国。

总体而言，抗战时期四川茶叶在国际市场上的比例虽然没有明确的统计数据，但可以确定其在中国茶叶出口中占据重要地位，为抗战的经济支持和物资获取发挥了重要作用。

（二）运输方式

抗战时期，四川茶叶贸易主要通过两种运输方式进行。

首先是传统陆路运输 。依托茶马古道等传统商路，由背夫、马帮等将茶叶从四川的雅安、灌县等地运往康藏、青海、甘肃等地。背夫们背着沉重的茶包，穿越崇山峻岭、激流险滩，为藏区人民送去生活必需品，同时也将藏区的特产带回内地。

其次是水路运输 。借助长江水道，将茶叶运往重庆等沿江城市，再转运至其他地区或出口口岸。重庆作为当时的抗战大后方和重要港口，是四川茶叶外销的重要中转站之一。

抗战时期，四川茶叶贸易的主要参与者有以下几类：

政府及相关机构

国民政府实施茶叶专卖政策，通过成立中国茶叶公司等机构，对茶叶贸易进行统一管理，规范市场秩序，以增加财政收入并保障战略物资供应。同时，地方政府在四川本地负责落实茶叶生产、收购等相关政策，协助组织茶叶的运输和销售，如在雅安等茶叶产区设立相关管理部门，推动茶叶产业发展。

青城茶场

茶农与茶叶生产者

· 个体茶农是茶叶的直接生产者，他们在四川的各个茶叶产区分散种植茶树，进行茶叶的采摘和初步加工，然后将茶叶出售给茶商或茶叶收购机构。

茶叶产销合作社

合作社由茶农联合组成，负责组织茶叶的生产、收购和销售，通过集体行动提高茶农在市场中的地位，保障茶农利益，同时也便于政府对茶叶生产进行管理和指导。

茶商与贸易商

本地茶商在四川各地开设商行、茶庄，他们深入茶叶产区收购茶叶，有的还进行进一步加工，然后将茶叶运往各地销售，在边茶贸易和内销市场中发挥重要作用。外地茶商则来自其他省份的茶商也参与到四川茶叶贸易中，他们将四川茶叶转运到全国其他地区，拓展了四川茶叶的销售渠道。甚至部分有实力的国际贸易商参也与到茶叶的外销业务中，与国外商家进行交易，将四川茶叶出口到苏联等国家，换取外汇和战略物资。

民间马帮

在茶马古道上，民间马帮是重要的运输力量。马帮通常由当地的茶商或运输户组织，他们将茶叶驮运到各地进行交易。这些马帮熟悉路线和各地的市场情况，在边茶贸易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例如，雅安、灌县等地的茶商组织马帮，将边茶分别运往康定、松潘及藏区各地，保障了茶叶贸易的物流运输。

银行与钱庄

它们为茶叶贸易提供资金支持，包括为茶农提供生产贷款、为茶商提供贸易融资等，促进了茶叶贸易的顺利进行。

· 四、四川茶叶出口到苏联

抗战前，中国销往苏联的茶叶主要是湖南、湖北的砖茶，湖南的安化黑茶也会运至泾阳压制砖茶后再销往苏联和中亚地区。抗战爆发后，湘鄂茶区先后被日军占领，两湖青砖、米砖无法及时供应，1939 年底经俄国同意，改以四川西路边茶替代部分两湖砖茶。

国民政府经济部制定四川、云南、贵州、广西 4 省为茶叶发展区，并派技术员实施调查和改进茶技等工作，以扩充植茶、增加生产。同时，中茶公司负责砖茶生产、改良、技术推广以及国统区茶叶收购运输等事务，并在四川灌县设立砖茶厂，专门生产西路边茶以替代两湖砖茶出口苏联。

抗战时期，中国茶叶外销对象主要是苏联，苏联同意以易货贸易方式用茶叶交换军需及医药。由于战时沿海地区多遭日军封锁，中国对苏茶叶贸易主要通过新疆出境。但因战争影响，外销面临诸多困难，如运输通道受阻等问题。不过在当时的国民政府努力下，仍有部分茶叶通过辗转运输出口到国外，为换取外汇和战略物资做出了贡献。

抗战爆发后，国内外局势的变化使得四川茶叶出口苏联的数量变化呈现出以下特点：

1939 年后，四川出口到苏联的茶叶数量有明显增长。这一年中国茶叶总输出额达到 33054085 元，比 1937 年的 30661711 元和 1938 年的 30787274 元都有显著增加 ，其中转往苏联的茶叶总值达 1500 万元（法币），比往年增加了 2 至 3 倍。中国出口到苏联的茶叶总量达 31486 吨，其中就有不少来自四川。

抗战时期，为什么四川茶叶出口到苏联呢？

第一，从国际政治与经济形势分析，是苏联的援助需求和易货贸易的契机。

二战期间，苏联是主要参战国之一，对战略物资需求极大。苏联军队消耗量大，且作战环境艰苦，茶叶作为军需物资，能为士兵提供能量、提振士气、缓解疲劳，是苏军后勤保障的重要物资，其对茶叶的需求非常迫切。

当时，中国在国际上面临孤立无援的困境，西方国家对中国抗战支持有限，而苏联愿意向中国提供军事援助。国民政府采取以物易物的方式，用茶叶等物资换取苏联的军火、医药等物资和贷款，这是四川茶叶出口到苏联的重要政治和经济契机。

第二，从传统贸易基础与市场导向分析，是传统贸易联系和市场需求稳定。

自清代中期以来，中俄之间就有茶叶贸易往来，茶叶一直是我国外销出口的大产业。汉口曾是中俄万里茶路上的重要集散地，被誉为“东方茶叶港”，有着成熟的贸易渠道和市场基础。

苏联民众有饮茶传统，且对茶叶的品质和种类有一定要求，中国的砖茶等茶叶产品在苏联市场有较高的认可度和稳定的需求。

第三，从地处大后方的四川自身因素分析，四川具有交通优势，茶叶资源丰富，而且有当时的政策与产业支持。

四川地处西南内陆，与新疆等边境地区距离相对较近，便于茶叶通过陆路运输到新疆出境销往苏联，避免了沿海地区被日军封锁后的运输困境。抗战时期，传统的东南沿海茶叶出口通道受阻，而川陕、川滇等陆路交通线成为了茶叶出口的重要通道。

四川自古以来就是茶叶产区，拥有广阔的茶园和丰富的茶叶品种，如雅安的南路边茶、灌县的西路边茶等，茶叶产量高、品质优良，能够满足大量出口的需求。

抗战时期，国民政府将茶叶作为战略物资进行管理和调控，设立中国茶叶公司等机构，统管茶叶的生产、收购、运输和出口业务，推动了四川茶叶产业的发展和出口贸易的扩大。如1939年湘鄂部分茶区被日军占领后，经俄方同意，改以四川西路边茶替代部分两湖砖茶，1940年在四川灌县设立砖茶厂，专门生产销往苏联的砖茶。

第四，从运输与物流优势来看，四川运输路线安全，且具有便利性。

四川所产茶叶多为砖茶，体积小、重量足，便于长途运输和大规模出口，符合当时战时运输效率的要求，降低了运输成本。与沿海地区相比，四川的地理位置相对安全，受日军侵扰较少，茶叶生产和运输过程中的风险较低，能够保证稳定的供应和出口。

五、四川茶叶贸易的贡献与影响

抗战时期，四川茶叶种植面积广阔，达 598 万亩。尽管前期受战乱影响，茶叶产量有所波动，但中后期随着需求抗战时期，茶叶作为重要的战略物资之一，其贸易规模大幅增加。四川的茶叶通过茶马古道大量运往藏区以及印度、尼泊尔等地，满足了当地居民的生活需求，同时也为抗战筹集了资金。

在茶马古道上，活跃着众多的商帮，如云南丽江、鹤庆、喜洲、德钦等地的商帮，他们在拉萨等地设立商号，促进了茶叶贸易的繁荣。当时国内外商贸云集，有北京帮、四川帮、青海帮和云南帮上百家大商号进驻拉萨，其中云南丽江商号就有20多家。

茶叶面积增加，茶叶产量逐步回升。据统计，1942 年四川茶叶产量约为 160 万担，较之前有显著增长，为贸易繁荣提供了物质基础。

抗战时期，四川的茶叶贡献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

提供物资支持

四川是重要的茶叶产区，所产茶叶通过川藏茶马古道等线路运往藏区，满足了当地居民的生活需求。茶叶在藏区不仅是日常生活饮品，还具有一定的宗教、文化意义，对维持藏区社会稳定和民众生活起到了重要作用。

四川的茶叶还用于与藏区交换马匹、皮毛等物资，这些马匹可用于军事运输，皮毛等物资也可作为工业原料或用于制作御寒衣物等，为抗战提供了重要的战略物资支持。此外，茶叶作为重要的外销物资，还被运往印度、尼泊尔等地，用于换取外汇和军火等战略物资。

增加财政收入

茶叶贸易的繁荣为当地政府带来了可观的税收。抗战时期，财政收入对于支持前线作战、保障后方建设以及维持政府机构运转等都至关重要。据记载，西康省（雅安部分区域归属西康省）的主要收入之一便是茶课，由雅安等地的茶商分担边茶定额，年收税银10万两左右，为抗战提供了重要的资金支持。

支持抗战经济

茶叶产业的兴盛还带动了相关产业的发展，如包装、运输、商业、服务业等，创造了大量就业机会，增加了居民收入，促进了地方经济的繁荣，为抗战的经济基础提供了有力支撑。康定在清末民初随着茶叶贸易的发展，民间金融开始发展起来，出现了多种金融机构。据相关统计，1939 年茶叶总输出额为 33054085 元，比 1938 年的 30787274 元和 1937 年的 30661711 元都有显著增加，这些外汇收入为购买军火等战略物资提供了资金支持。

保障战略通道畅通

四川作为茶马古道的重要起点和枢纽，其茶叶贸易的持续进行维持了茶马古道的正常运转。茶马古道在抗战时期成为了重要的国际交通线和战略物资运输通道，大量茶叶的运输促使马帮不断往来，保证了这条通道的畅通无阻，使其能够持续发挥运输战略物资的功能，为抗战的胜利立下了汗马功劳。

促进民族团结

四川的茶叶贸易加强了汉藏等民族之间的经济联系和文化交流，促进了民族团结，为抗战的团结抗战局面奠定了基础。各民族在共同抵御外敌的背景下，相互支持、相互合作，共同为抗战的胜利贡献力量。

为茶产业发展做贡献

抗战时期，国民政府为应对战争形势，实施战时统制政策，对茶叶生产进行管理和调控，推动了四川茶叶产业的发展。如1939年，雅安第五茶场月均生产康砖、金尖茶约15万斤，占全省边茶产量的23%，为满足抗战时期的需求提供了有力保障。

推动技术革新

政府还注重茶叶生产技术的改进和推广，提高茶叶产量和质量。如在四川灌县设立的砖茶厂，采用科学化、专业化、人性化的管理方式，推动了茶叶生产技术的革新，为当代企业提供了借鉴。

综上所述，四川的茶叶不仅在经济上为抗战提供了有力支持，还在政治、军事、文化、产业等多个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为抗战的胜利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2025年6月2日于都江堰市长征书院）

注：作者系都江堰市长征历史文化研究会会长、长征书院创始院长、都江堰市茶文化研究会会员及《中国茶全书.都江堰卷》撰稿者之一）